青藏、川藏公路通车后，西藏国民经济和部队建设所需的石油一直靠油罐车从青海、四川两省运进。漫长的距离和糟糕的路况，使一车油拉到西藏，运油车自身就要消耗1／3。这不仅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汽车运油也不安全。石油的问题成为制约西藏运输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设输油管道，取代汽车运油。1972年5月，经周总理批准，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长的输油管线，格尔木至拉萨成品油输油管线工程开始实施。这个工程当时代号为“五三○工程”。同年7月，工程进行勘测设计工作，第二年3月开始破土动工。经过3年多的艰苦施工，1976年11月全线试输油成功。1977年，全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正式投入使用，每年可向西藏输送成品油8万吨以上。拉萨、那曲地区汽车运油的历史从此结束。到1979年，西藏货运总量比1970年增长了11.4倍，平均年增长104％。国家每年不断增加的援藏物资得以顺利运抵西藏各地，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防建设，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吃饭问题，在西藏一直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早在和平解放西藏时期，中央就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目的是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帮助西藏地方恢复生产。其后的20多年，历届西藏工委、自治区党委领导始终毫不放松地抓农牧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我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分管农牧业。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深深懂得农牧民吃饭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对农牧业，特别是粮食问题，随时挂在心上。我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十分注重科技兴农。冬小麦的成功推广，是西藏粮食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西藏原为春小麦的种植区，凡是能种青稞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种植春小麦。解放后，冬小麦仅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东部河谷地区有少量试验性种植。较之青稞和春小麦，冬小麦具有高产、稳产、抗逆性强、增产潜力大等特点。70年代初，自治区把推广冬小麦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项重要技术来抓。1972—1980年的9年里，西藏全区平均每年冬小麦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16.1％，总产占粮食总产量的21.2％，成为西藏仅次于青稞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对发展西藏的粮食种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推广冬小麦过程中，也出现过分强调冬小麦，忽视青稞的种植，致使西藏一度出现青稞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了粮食结构比例失调。对此状况，我经常深入到农村，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与自治区其他领导一起研究解决了农业既丰产，结构又合理的问题，至1976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47万多吨。

　　西藏地处高原，大部分地区属于牧区。天然草地面积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68．12％，占全国天然草地总面积的1／5，居各省、自治区草地面积的首位。畜牧业在西藏的第一产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是西藏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文革”期间，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西藏一些地方一度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盲目开垦草地种粮，许多水草肥美的草场遭到破坏，也破坏了长期以来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农牧结构。我针对农牧结构的问题，1973年3月，在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会议上强调：“大家无论如何要重视牧业……。不要看到这一块可以种，那一块也可以种，结果把草场破坏了。因此，要特别注意，特别警惕，既要考虑发展农业，也要考虑发展畜牧业，二者不能偏废。农业要搞上去，畜牧业也要搞上去。牧业政策搞对了，发展就快，对农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这一时期，西藏在发展畜牧业方面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大搞草场基本建设。通过不懈努力，到1978年，全区牲畜总头数达到2349万头（只），比1965年增长38.1%。牧业总产值达到2.35亿元，增长34.3%，牧业进入良好的发展时期。

　　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进行全面整顿时，西藏对全面上马的一些小型工业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益也给予重新认识。那时，拉萨、昌都和波密地区相继建立了化肥厂、糖厂、造纸厂、无线电厂、机械厂、农具厂，但不久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建成后就被迫关闭，白白浪费了国家支援西藏的大量财政经费。当时，我与党委的其他领导对新上马的这些企业陆续进行了调研。我认为在西藏，就当时的情况看，工业基础很薄弱，要大发展，不可能。“填补空白，全面发展”，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文革”中，在“填补空白”搞工业项目的同时，西藏的民族手工业和家庭个体手工业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遭到严重破坏。众多民间传统老艺人受到冲击，大批手工业者弃工务农务牧。具有鲜明西藏特色的手工艺品如地毯、围裙、氆氇、雕刻等，品种减少，产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群众的物质生活。不仅如此，当时，西藏发展农牧业必需的各种产品，如铁锹、十字镐、钢钎等工具，也供应不上。根据这些情况，自治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关闭了一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企业，同时对民族手工业采取了扶持措施。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1980年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领导体制发生了一次重要改革。“文革”以来中断工作的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立即着手解决一批省、市、自治区的工作问题。第一个着手研究的就是西藏自治区的问题。

　　1980年3月14、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相对以后的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的目的在于帮助西藏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束工作中的徘徊状态。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成员任荣、郭锡兰、巴桑和我等参加了会议。胡耀邦总书记对西藏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确定了以下重要政策：继续落实农牧区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在“三自一副”(自留地、自留畜、自留山和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认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重视使用藏语文，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在提干、招兵、招工、招生等方面要保证少数民族的比例名额。要注意培养一支藏族知识分子和职工队伍。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要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对现有寺庙要保护维修，对佛学和宗教经典进行系统研究，对散失和残损的藏族文物典籍要进行搜集整理。认真做好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西藏面临的任务，并产生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